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研究型医院建设顺应了医院发展的新模式、新动能，有利于推动医院的转型发展。

　　与一般医院的差异在于，研究型医院除了完成临床医疗任务外，还承担了培养高水平医学人才、开展创新性科学研究以及制订和修订临床医学标准和规范等任务。2021年，《中国研究型医院建设指南》进一步明确了研究型医院的概念和特点，通过临床与科研并举，不断产生和传播前沿医学知识和技术、培养高层次人才、推动临床技术水平持续提高，为卫生事业和人类健康贡献力量。

　　研究型医院的基本特征就是坚持临床与科研交融并举，有稳定的原创性、突破性成果产出。与普通三级医院相比，研究型医院把临床疑难复杂疾病、威胁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作为科研的内核；在诊疗方法上，临床与科研并重，以临床为导向进行科学研究，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临床治疗能力与技术；在诊疗目标上，不局限于解决个别病人的问题，着眼于从根源、方法上进行研究，以期解决一系列根本性医学问题；在人才培养上，以培养临床科学家为目标（见表1）。

　　本文根据“2022年全球最佳医院（The World’s Best Hospitals 2022）”综合排名，选取了排名靠前的三家研究型医院——梅奥诊所（Mayo Clinic）、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临床研究中心（Clinical Center, CC）、M.D.安德森癌症中心（M.D.Anderson Cancer Center），从资源配置、临床研究、医学教育以及科研转化四个方面总结其发展经验。

　　（1）注重科研队伍建设以及临床研究型病房、实验室等基础设施建设。三家医院均配有大量专门从事临床研究工作的人员，其中梅奥诊所拥有专门的研究人员4027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临床研究中心拥有约500名主要研究者（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资金配置方面，三家医院均拥有稳定且充足的研究经费，经费来源于政府、企业、基金会等；此外，员工待遇保障到位，例如2022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临床研究中心年度预算的48.2%用于工资福利，梅奥诊所这一比例更高（64%左右）。

　　（2）高度重视早期基础性临床研究。三家医院均将研究与临床治疗、教育放在同等地位，瞄准前沿领域，开展大量临床研究项目，尤其是针对疾病自然史开展早期基础性研究。

　　（3）重视临床研究教育培训。三家医院均提供多种类型的医学培训教育项目，覆盖绝大多数医学专业，包括住院医师培训、暑期实习、临床轮转、医学研究生教育、继续医学教育等。

　　（4）广泛开展外部合作，加速技术转化。三家医院均与医学院校、其他医院以及相关企业开展合作，推动创新转化和辐射。比如与企业、基金会、风险投资等机构合作，支持创新疗法的早期临床研究，加速创新疗法面世。

　　我国各省（区、市）在研究型医院建设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2021年，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健康北京建设规划》（京政发〔2021〕38号）提出，建设30个左右“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研究型病房，给予经费补助；明确支持在“三城一区”建设1~2家国际一流的研究型医院；支持5家左右公立三级医院开展创新型研究型医院示范建设试点。2022年，《关于加快促进北京市研究型病房优质高效发展的若干措施》从人才互聘、运行效率、试点政策、教育培训、费用监管、绩效评价、筹资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设研究型医院的具体措施，探索按临床型、研究型、教学型和综合型等类别对三级医院进行分类管理，提出研究型病房可不纳入平均住院日、床位周转率以及相关费用考核。

　　上海市以临床试验资源短缺为突破口，建设研究型医院。2019年，《关于加强上海市医疗卫生机构临床研究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实施方案》（沪卫规划〔2019〕5号）提出，重点建设5家研究型医院，开展产学研医结合研究。2021年，《上海市卫生健康发展“十四五”规划》（沪府发〔2021〕10号）提出，布局若干高水平研究型医院，建设上海市临床研究中心，建设标准化研究型病房与专病临床研究数据库。2023年，《上海市医疗机构自行研制使用体外诊断试剂试点实施方案》（沪药监械注〔2023〕55号）规定“符合条件的医院可以根据本单位临床需求，自行研制、使用国内尚无同品种上市的体外诊断试剂”，同时放宽了高校、企业、第三方诊断机构的参与要求，以期进一步提升研发效率、推动成果转化。

　　近年来，政府高度重视医疗事业和科学研究，对研究型医院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但目前我国研究型医院在科研创新能力、高质量论著发表量等方面与国际顶尖医院仍有差距，具有国际引领力的原创性成果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于政府支持，国际上研究型医院通常具有多个渠道的资金支持，如慈善捐赠、产业合作等。同时，我国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比重偏低，导致基础科学创新难以得到长期稳定的支持。

　　（2）专职研究型医师匮乏，科研人才队伍建设滞后。我国研究型医院主要从现有的公立医院中遴选产生，但由于公立医院承担了大量的普通诊疗工作，医务人员处于满负荷工作状态，无法专门从事临床研究。同时，针对临床人员科研产出的考核价值导向单一，以论文、奖项、专利的数量考核为主，容易导致研究者倾向于开展短期出成果、重复性较高的科研项目，缺乏长期的突破性、原创性科研项目。

　　（3）临床研究平台落后，产医融合有待加强。我国研究型医院虽然科技成果产出很多，但转化比例较低，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转化率不足20%，而美国专利转化率高达80%；同时，部分科技成果技术点重叠，高价值、突破性的科技成果较少。究其原因，现有的医院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不够健全，研究型医院的科技成果转化大部分依托附属高校，知识产权的运营维护、科研成果登记、成果展示、宣传、评估等方面缺乏规范的管理体系、独立的管理团队及复合型管理人才。

　　我国建立标杆型研究型医院（病房），需打破现有的管理框架，创新管理机制，明确建设标准，包括硬件、软件等配置水平。在硬件配备上，国际研究型医院主要依靠质量而非规模，多数床位少于1000张，据此，我国研究型医院除了实验室等硬件设施外，可适当设置床位数量（如200张）。在人员配备方面，需要建立专门的研究队伍，如建立研究型护士团队。在资金投入方面，国际顶尖医院每年的科研投入达6亿~12亿美元，我国需采取多元化筹资渠道，探索医工合作新模式，例如由生物制药企业投入并冠名研究型医院的病房、实验室。在运行机制方面，标杆研究型医院（病房）不收治普通患者，聚焦疾病诊疗领域、前沿医学技术开展临床研究，由临床医师选择适宜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不需支付诊疗费用。同时，加强和国际、国内顶尖医疗团队的合作，共同为疑难危重症患者提供服务。

　　一方面，建立稳定的临床研究财政投入机制，加大对临床研究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借鉴国际经验，探索临床研究的多元化筹资渠道。区域、省市层面成立具有影响力的临床研究发展基金，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包括慈善捐赠）多方参与的筹资渠道；完善管理机制，进一步落实横向经费使用自主权，提高临床研究资金使用效率和资助强度；优化投入结构，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加强对医院研究型病房、重大研究平台、重要科研设施、临床研究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的经费支持。加大对“从0到1”原创研究、重点研发攻关的投入，促进突破性、高应用价值的技术及产品产生。

　　（1）加强人才集聚。采用资助、引进、培训、交流、团队建设等多种形式，打造层次分明、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医学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培养与引进相结合，发掘现有人才的潜力，形成学科领军人才策源效应。加强院校教育，重视医学青年人才的培育，提升医学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完善继续医学教育制度，健全临床医生终身教育学习体系；利用人才政策，吸引海内外专家学者、医学留学生参与临床研究工作，培养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临床应用型人才。

　　（2）推进人才分类培养分类评价。对以临床工作为主的人员，重点评价其诊疗能力和水平，弱化对科研项目、论文的考核；对以临床研究为主的人员，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作为主要评价内容，评价结果与其薪酬分配、职称评聘等挂钩。

　　（3）优化人员激励机制。从国际经验来看，医院研究经费用于人员工资和福利的比例为50%~60%，我国需突破现有的绩效工资制度，落实“两个允许”，将部分研究经费用于人员分配，提升研究人员创新活力，推动研究型医院建设目标的达成。

　　建设研究型医院的前提是改变以往公立医院以创收为导向的不良评价体系，将重心转向临床科研和疑难重症救治。一方面，研究型医院要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引领优势，将发展重心放在难度高、风险大的项目上；另一方面，研究型医院区别于一般的临床服务型医院，致力于提供教学、科研和疑难杂症、危急重症诊疗服务。同时，应结合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建设标准，明确研究型医院的功能定位，以医学科技创新为导向构建绩效考核体系，强化对人才指标、科技创新能级、成果转化能力、学科平台建设、临床医疗技术、学术声誉及社会认可度等方面的考核，加强对提升病例组合指数（CMI）、高新技术服务占比、人员支出占比等指标的考核；同时，将科技创新考核结果与人员薪酬、职称晋升、干部考核等挂钩，重视临床研究和创新转化。

　　从国际经验来看，研究型医院的发展离不开深度的产业融合、成熟的药械监管和强大的筹资支持。我国研究型医院建设应以提高“临床技术和疗效”为出发点，架起临床研究与临床实践之间的桥梁，打通从基础研究到转化应用的道路，持续改进疾病诊疗效果。同时，规范从技术研发、成果评估、知识产权保护到收益分配的成果转化流程，建立科技成果转化闭环管理机制。探索建立政府指导的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及团队，完善数据共享机制，多渠道筹集研究转化资金，将科技成果转化所得按比例用于人员奖励，鼓励授予临床研究人员可转让的成果独占许可权。